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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时大变了。

我们生活在大地上,但我们的梦想超越天空。

论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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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著作。收录于《毛泽东选集》中。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背景说明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正文

论联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 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报告,主要地就是讨论这些要求。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的报告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工作,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严重的困难。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地从事紧急的和更加切实的工作,继续地克服困难,为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


二 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中国人民能不能实现我们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这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但是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厉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民应当加倍努力,为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的军事形势是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这一切,将最后地消灭希特勒。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它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它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国内形势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国内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这些,就是目前国际和国内的一般形势。


三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中国问题的关键

  谈到国内形势,我们还应对中国抗日战争加以具体的分析。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同时,对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因此,我们的大会,应当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
  提到总结经验,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
  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这个两条路线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必须回溯一下我们抗日战争的历史。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1],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2],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它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
  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3],建立了黄埔军校[4],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5],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各种人民爱国组织,在上海和其它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就在这两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6],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它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它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它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最主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仍旧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发动内战以来的寡头专政制度,未能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争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

人民战争

  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国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红军游击部队,则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作战。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曾经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它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它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拚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就能够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

两个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同时,针对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情绪,声言愿意和它谋取妥协的和平,并将卖国贼汪精卫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它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反动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7],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从此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它民主战士。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为止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8],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震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和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的事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内。直到现时为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军队进攻的事件还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准备停止的征象。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什么“奸党”、“奸军”、“奸区”,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称号和断语,都是这些反动分子制造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针对着当时的危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按照这些适合时宜的口号,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了,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
  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9]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中国解放区


国民党统治区

注释

  1.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九月十九日晨占领了沈阳城。
  2. 热河,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原来也是一个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
  3. 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4〕。
  4. 见本书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注〔11〕。
  5. 见本书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注〔2〕。
  6.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二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一九三八年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在抗日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7. 见本书第二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8. 参见本卷《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关于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的叙述。
  9. “曲线救国”,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一些顽固派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而制造的一种叛国谬论。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诡称为“曲线救国”。

另见